(轉)從常識到智慧──生活8X5

從常識到智慧──生活8X5　鈕則誠／著

義

　　「義」的行為反映羞惡之心，也就是表現出好惡的選擇。老師一向教導我們應當「見義勇為」，但是要真正做到，還是需要一定的勇氣。譬如說有人不守公德心，你是當面勸導他，還是充鄉愿不予聞問？

　　記得有回我去排隊買電影票，見黃牛趁隙插隊，大家敢怒不敢言，一名老外出面制止；黃牛逞兇問道：「你憑什麼管閒事？」會講國語的洋人義正詞嚴答曰：「我不喜歡黃牛！」對方氣急敗壞正想發作，卻發現大家皆怒目而視，只好悻悻然撂下一句：「我也不喜歡外國人！」然後迅速離去，眾人皆歡喜叫好。

　　做這類正義之事，的確需要一點膽識；比方說指摘別人當眾吸菸，就可能換來一陣白眼或臭罵。而今禁菸到處流行，癮君子反而成為過街老鼠、弱視族群。

　　義行表示值得稱許的好的行為，臺灣有一位「義賊廖添丁」，在臺北縣八里鄉還特別蓋座廟供奉他，終日香火鼎盛。這位日據時代的「義賊」之義行，乃是殺警奪槍並劫富濟貧，被後世視為民族英雄，因為他敢殺日本警察。

　　無獨有偶地，戒嚴時期有一名不滿現狀的老兵李師科，同樣是殺警奪槍搶銀行，他自稱拿搶來的錢幫助朋友的孩子出國留學。後來東窗事發被逮捕槍決，好事者循例為他蓋了一座廟，並奉為「盜帥李師科」，希望與「義賊」齊名，以吸引遊客信眾參拜；無奈非但收不到香火錢，還被迫拆除，原來他搶的是中華民國警察的槍，何「義」之有？

　　這麼說來，一個人要實踐義行，有時還得看時空環境而定。其實根據常識判斷，這也無可厚非；與人爭執時，每個人都相信真理和正義是站在自己的一邊，卻難免會出現盲點。

　　如果依照古典儒家的要求，行仁義哪裡可以是相對的？它絕對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！尤其在孟子看來，「義」永遠高高在上，「利」則一無可取。當然在那個渾濁混亂的戰國時代，作為理想主義者的他，有其擇善固執的必要；但是「義利之辨」發展到後世，隨著時空轉換，也就不是那麼絕對了。

　　聽說孟子十分好辯，他所辯護的內容，就是要君王明辨義利、重義輕利。無奈戰國時期各國無不勾心鬥角，動輒興兵作戰，拼個你死我活；不似太平盛世，人們行有餘力，樂於奉行仁義。

　　平心而論，如今已走到二十一世紀，重利的資本主義與重義的社會主義已經學會攜手合作，相輔相成。像大陸實施社會主義，卻活絡了市場經濟；臺灣遵行自由市場機制，卻也拿出諸如全民健保之類的社會福利成果。兩岸其實有著更多對話與合作的可能，以促進彼此互利共榮。

　　說到兩岸關係，在「漢賊不兩立」的年代裡，還有一種稱作「反共義士」的人物。記得二十幾年前大陸東北出現六名劫機犯，迫使一班民航機飛往南韓；這六人宣稱他們是反抗共產暴政才鋌而走險，於是我們便把他們接過來，並封之為「六義士」，每人各賞黃金千兩。要知道那年頭黃金千兩等於身價千萬，大可無憂無慮安度一生。

　　只是這批「義士」的素質參差不齊，其中有人來臺後作生意血本無歸，決定再度鋌而走險，因而犯了擄人勒索的滔天大罪。他們在「治亂世用重典」的情況下被判處極刑，槍決時竟高喊「中華民國萬歲」。從表面上看，這或許也算良心發現的義行一件。時空轉換，如今大陸已不乏千萬富翁，觀光客一波波出國大肆採購，用不著再用劫機來爭取金錢與自由。

　　說點正經的，如果「義」指向「羞惡之心」，那可真是一門嚴肅的功課。朱熹註解《孟子》說道：「羞，恥己之不善；惡，憎人之不善。」意思是以己之不善為恥、人之不善為憎；當然這也算是良知良能，不問就懂，不學就會。可是你我做得到嗎？不無疑問。

　　我捫心自問，雖非律己甚嚴，但也有為有守，卻不見得無過與不及。畢竟「無過與不及」的境界，乃是「從心所欲，不逾矩」，孔老夫子要到七十歲才辦得到，我何德何能敢比擬聖人？

　　不過真正的問題是，大多數時候我都想不到「恥己之不善」，更不用說做到了。我有時會覺得生活乏善可陳，卻不謀改善之道，反而得過且過，這算不算缺少「羞惡之心」？如果算得上，照孟子的說法，我已不配做人了，事態堪稱嚴重。然而從另外一面看，我多半時候非但不以己之不善為恥，也未以人之不善為憎。尤其是對學生，我一向上課時海闊天空，自由自在，大家也樂得輕鬆愉快。

　　我在想孟子和朱子心目中的「義」和「善」之標準一定很高，

幾乎高不可攀，卻足以讓人「心嚮往之」。如果是這樣，我願意相信人性本善，同時一心向善，近義輕利。